蒙勇鹏：失魂落魄的山西人
太原道按：最近一段时间，朋友圈里很多人都在转发蒙勇鹏的《金道铭的“红与黑”》一文。蒙勇鹏在网络上流传的佳作不少，不过对于山西而言，他今年的另一篇作品《失魂落魄的山西人》其实更值得一读。当然，这个标题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如果你有话说，那么请你看完全文之后再后。
一、我们需要一股精神！
近两年来，曾经稳坐聚宝盆而洋洋自得的煤炭重化工基地山西遭遇了经济政治的双面重创，陷入四面楚歌的沼泽之中。
首先是经济层面的一片狼籍。传说中的“狼”真的来了：一只“产能过剩”的老虎猛地冲下山来，不容分说地将山西咬得鲜血淋淋，煤炭价格出现断崖式下跌，从几年前的上千元掉至不到两百元，一吨煤卖不过一方沙子，一吨钢材卖不过一吨白菜。从2014年7月起，山西煤业连续12个月亏损。这股寒流一直持续至今，2015年前三季度，全省煤企盈亏相抵净亏损70.37亿元，欠发职工工资35亿元，欠缴社会保险109亿元。吃煤吃不下去的山西一下子掉入万丈深渊，山西经济陷入整体凋蔽、一路下滑。据最新公布的字，2015年全省经济增长幅度只有3.1%，名列全国各省之末尾。据《华夏时报》今年1月份披露的消息，山西119个县区市中，无法按时支付工资的县就有103个之多。一向以炫富闻名、一掷千金的山西煤老板们无可奈何地低下了曾经趾高气扬的头。那个曾经在2012年7月因为在海南嫁女花费7000万元名扬全中国的山西煤老板邢利斌，近年来一落千丈，资不抵债，显现出来的银行贷款就有几百个亿。那个腰粗肚大曾经将著名电视主持人揽在怀中的钢铁大王李兆会更是败得一塌胡涂，显现出来的巨大亏空直接引发了银行的巨大危机。长期依靠官商勾结的巨富们如邢利斌、袁玉珠、张新明等一批巨富级煤老板锒铛入狱后，留给当地的是一个个纠结的难题。经济危机横扫山西大地，一个个企业资金链断裂，一个个昔日富豪或外逃、或跳楼、或投案自首，大批旅馆、饭店、商铺、投资公司倒闭，失业潮席卷全境，许多曾经自以为衣食不愁的中产阶级被股市、房市和非法集资卷走了几乎所有积存，陷入困顿之中，后半生养老都成了问题。欲哭无泪，只好向苍天号叫！
其次是政治层面的大面积溃败。从2014年2月中央查处金道铭开始，山西官场持续震荡，出现令人惊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省一级重要官员杜善学、陈川平、令政策、聂春玉、任润厚、白云等七只大老虎先后被中纪委查获，曾经在山西担任省委常委的方文平、申维辰、梁斌也因山西问题而进入中纪委的视野，被厉声拿下。一批地厅级官员和县处级官员也陆续到监狱报到。副处级以下、科级、村一级的贪腐官员更是多如牛毛，以至于关押贪腐官员的场所无法应付突如其来的反腐潮，连续发出爆满消息。一批楼堂馆所只好临时改做“双规”所。2014年12月，中央决定整体改组山西班子，中共中央政治常委刘云山在讲话中坦然追根溯源，称山西多年来的政治生态出了大问题。既然是政治生态出了大问题，那么在这块有毒的土地上，一片片毒蘑菇蓬蓬勃勃生长出来就一点也不值得奇怪了。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山西怎么办?
2016年1月4日至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到山西太原考察。李克强先后来到太钢集团、西山煤电官地矿、清华科技园太原分园、小北关棚户区、晋商博物馆等地，详细了解当地情况，开出了去产能、促升级的药方。他说，对旧动能要下决心淘汰一批，更多地改造、升级一批；要有勇气对“僵尸企业”、“绝对过剩产能”的企业狠下刀子。李克强希望山西要敢于克难攻坚、重振雄风；希望山西着力培育新动力，后来居上；希望山西在改造升级传统动能上取得大的突破。李克强说，“你们的资源不仅在地下，更在地上，在山西人民的智慧，在山西的历史传统，只要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创造力发挥出来，山西一定能重振雄风！”在晋商博物馆，李克强总理动情地说，晋商精神很了不起啊！晋商精神也是华商精神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其中的精髓。晋商精神讲究行大道、重仁义，这样才能有更多朋友、顾客，生意才能越做越大。同时在做生意过程中积累精神财富。不能光有钱，有物质财富，还要有精神财富，这是晋商精神的精髓所在，也是我们华商精神的一部分，这是应该大力发扬的！李克强指出，晋商行走天下，之所以能在金融和贸易等方面领先和称雄，其商业文化的精华除了坚守诚信，还突出表现在善于“无中生有”，发现和创造商机。当前经济发展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企业经营要摆脱困境，都需要摒弃旧思维，走出创新路，发展新动能。
事实上，山西煤炭、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早已是一个预料中的大问题，可惜没有引起各级政府官员的高度警觉，多年来一直高喊调整产业结构，诸多地方却一直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地步，沉浸在对GDP的盲目崇拜中，沉浸在跑马圈地的美梦中，财政收入连年上升，政府的可支配收入连年递增，地方官员乐不思蜀，比豪华、比阔气、比享受，比占有的美女数量，比掳走的财富，蔚然成风。有民间人早就评述说，调产是空调，调人才是实调。调人咋调？山西买官卖官久盛不衰，据已经揭露的吕梁官场腐败丑闻看，买一个县长、县委书记至少要花上千万。这样的公仆上位之后，能真正下功夫、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山西各地的未来吗？能提振山西的精神吗？如果说，市场下行才暴露了山西早已存在的严重问题，这还不失为一件好事。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否会翻然悔悟，还是一个未知数。
能停下来吗？回答仍然是不确定的。产能过剩折射出当下中国企业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山西是典型的资源型省份，煤焦冶电四大产业占工业增加值的85%以上，现在几乎所有的产业都产能过剩。一旦减产或停产，企业运行、人员开支、社会稳定等问题便接踵而来。公开数据显示，山西省属五大煤企的银行贷款均达到千亿以上。截至2015年6月底，这五大煤炭省属企业资产负债率78.5%，利息支出174.5亿元，同比增长19.3亿元。阳泉煤业集团正处于还贷高峰期，2015年还款280元，2016年更是高达460亿元。还有一个问题媒体一直都没有揭露，圈内人都知道，在几年前煤炭企业“国进民退”的兼并重组过程中，由省政府确认兼并主体，能够成为兼并主体的，只有几家大型煤炭国企，这些煤炭国企本来就没有如此强的兼并能力，却拥有“皇家”封赠的至高无上的兼并资格，于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盯住煤炭领域这块大肥肉的民营企业只好找几家大型煤炭国企进行个别勾兑，最后谈定，由大型煤炭国企空手占股51%，由真正出资的民营企业占股49%，每出一吨煤从煤价中扣除几十元乃至上百元交给国有企业，这是不是剥削呢？不知道。忻州有个神达公司就是由政府组织的一个空手套白狼的公司。许多煤矿在它的管辖之下，究竟这些年掠夺了多少财富，究竟有多少暗箱操作，现在还是一个未解的谜。目前，神达公司的原董事长、总经理都因巨额受贿而入狱。最倒霉的是这部分被套的煤炭民企投入了巨额资金，很多煤矿涉及民间融资和高额的债权债务而脱不了身，如何退出，这无疑是一个大难题。恰恰是我们的许多官员长期以来只会做加法，不会做减法，现在要做伤筋痛骨的断尾求生，他们能做得很好吗？会不会牵扯出煤炭领域更深层次的腐败？李克强总理的表态意味着煤矿退出机制等一系列政策的即将出台，无疑会使得整个行业迎来新一轮兼并重组潮。可是，这要忍受巨大的阵痛，几百万煤炭企业员工下岗，数千亿的投入资金向谁去要呢？诸多的民企老板从民间借贷的高额债务又由谁来偿还呢？几千亿的养老退休金从哪里来呢？没有了养老金，上千万人又如何生存呢？
无可奈何的黑洞！
诚如李克强总理所言，重振山西，首先要提振山西人的精神。身处危机中而浑然不觉，目光短浅，眼光只盯住GDP,只盯住钱，只盯住眼前的风光，这成为山西许多地方执政者的通病。如果客观地评价山西近几十年走过的路，首要的是丢了真正的山西之魂。山西人早已没了精神气！眼下，山西最需要的是一股精神。李克强总理在视察山西过程中明确指出，晋商精神是山西的一笔可贵的财富。可惜的是，多年来，晋商精神在山西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落实到山西官员的行动上。中国上千年有一个“以吏为师”的传统，而昨天还占据高位的一些山西官员恰恰给山西民众做了一个再不能更令人叹息的坏榜样。“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一旦把他们的所作所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原来都是些伪君子。不妨发问：那些肆意索贿的官员有晋商精神吗？那个拍了多部晋商题材、索取了近亿元贿赂的山西省委宣传部长申维辰有晋商精神吗？那个与姐妹花睡在一起就把巨大的财产从国有企业让给胡家妹子的金道铭有晋商精神吗？那个把卖官玩得团团转的原吕梁市委书记、原山西省委秘书长聂春玉有晋商精神吗？没有！晋商精神的精髓就是诚信，这些官员哪一个把诚信当作一回事？哪一个不是把瞒骗进行到底？
不说他们了，即使再有更多的山西官员倒下，但山西人还是应该有精神的。
二、光辉灿烂的山西精神
诚如李克强总理所言，山西的资源不仅在地下，更在地上，在山西人民的智慧，在山西的历史传统，只要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创造力发挥出来，山西一定能重振雄风！
在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山西的祖辈们曾经一页又一页地刻写了灿烂的辉煌。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史料表明，中华最早的农业文明起于山西河东，炎帝即神农氏就是在山西河东地区播百谷，开创了中华农业文明。炎帝在发明农业的同时，发现有很多植物是疾病的天然克星，世间万物相生相克，这也是古老中医理论的真谛。神农遍尝百草献出了可贵的生命，但是他的首创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带来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就是炎帝精神。炎帝和黄帝曾经有过昏天黑地的厮杀，历史将他们的名字写在了一起，是因为他们在推动历史进步中有不同的作用。如果说炎帝的功绩在于拉开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序幕的话，那么黄帝的功勋则在于他实现了中华民族第一次伟大的融合。黄帝用武力征服了天下，山西运城解州，古称涿鹿，就是黄帝的都城。山西人应该有炎黄子孙的精神！
——中华民族早期领袖尧、舜、禹建国理政活动都是从山西展开的。尧在山西临汾长大。做了首领的尧，喝的是野菜汤，吃的是粗米饭，穿的是麻布衣，住的是破草房，生活十分俭朴。尧为了治理天下，重用了一批贤臣。尧有九个儿子，但尧不愿把江山交给他的儿子们。他为了选择一个能为百姓谋福利的继承人，出走平阳，遍访贤人，终于有了“历山坪得英才舜帝，举贤让政废黜九子”的佳话。从此，中国政治文化中有了一个充满民主色彩的“禅让制”，它使以后几千年的封建“家天下”黯然失色。也使一切为权力而角逐钻营的灵魂有了自我对照的殷鉴。尧的美德世世代代继承发扬，成为华夏文化的主流。舜代行尧的政事以后，不辞劳苦，四处巡视，仍担心自己的见闻有限，办事有过失。于是，他在自己的门前设了“敢谏之鼓”和“诽谤之木”。所谓“敢谏之鼓”，就是在门前放一面大鼓，无论何人想推荐贤士能臣，想献治国良策，都可以击鼓进言；所谓“诽谤之木”，就是在门前立了一根木柱，无论谁发现了舜的过失，都可以站在木柱前，大胆地指出来，由安排在木柱前的书记员记下来，转告给舜。舜担任部落联盟首领，定都蒲坂，在今山西永济市。当时舜任用一批贤能之士为辅佐。共有九官，“九官制度”成为后来中国行政管理制度的雏形。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与孝。孔孟之道正是对尧舜之道的继承与发扬。墨家思想中的“兼爱”，道家思想中的“无为而为”，都从中得到过启示。这种宝贵的道德遗产正是尧舜精神五千年不朽的重要原因。禹的治水精神是中华民族顽强不屈斗争精神的集中写照。禹因治水有功，舜将首领之位传给了他。禹定都安邑，即今夏县。禹时，物质财富的增加，为社会进步提供了必要条件。相传禹把全国分为九州，并用青铜铸了九州的九个大鼎，每个大鼎上铸着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号称镇国之宝。各部落首领定期向禹王进贡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拥有九鼎的禹王，当然就成了九州大地的主人。后来九鼎成为王权的象征，“问鼎天下”的角逐从此拉开序幕。禹凭着自己的威信和权力将宝座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夏启成为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开国君主，“家天下”从此成为贯穿中国政治社会更迭的主脉。追念尧舜禹，山西人应该继承尧的仁爱、舜的礼义、禹的无畏。
——晋文公开创的中国法统源远流长。春秋时，晋惠公夷吾追杀其胞兄重耳，使重耳颠沛流离，浪迹天涯19余载，饱尝人生艰难，19年的流亡生活使重耳扩大了视野，磨练了意志，使他由一个贪求安逸的贵族子弟变成了一位胸怀大志的政治家。他终于回到了晋国，执掌了君权。他整顿军队，恩施百姓，任贤用能，使民心安定，上下欢悦，不出几年，晋国就强盛起来。晋楚城濮之战以楚兵败而告结束，晋国中原霸主因此确立。晋文公开创的霸业持续了百年之久。晋文公确立的“尚武、尚贤、尚法、尚功”的治国韬略，影响了中国以后的政治文化，尤其“尚法”的政治主张，其影响更为深远。我国最早的成文法典即产生于春秋末年的晋国，战国时期晋国又成为法家学派的摇篮，早期的法家人物吴起、韩非、李悝、申不害、西门豹等均出于三晋。由于法家思想的成熟，秦始皇统一中国有了得力的思想武器。晋才秦用，大批具有变革志向的思想家来到秦国，帮助变法，晋国为秦国输送了大量人才，极大地充实了秦国的实力，汲取了晋国政治文化精气的秦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追念晋文公，山西人应该学习晋文公变法图强、开创未来的胸怀。
——千古名将出自山西。翻翻中国名将史册，人们则会发现，中国历代名将大多出自山西，如孟明视、豫让、廉颇、卫青、霍去病、李牧、纪信、关羽、张辽、徐晃、斛律光、尉迟恭、薛仁贵、杨业、呼延赞、狄青、任环、杨博.....这些忠臣良将，抛头颅，洒热血，建立盖世功勋。他们身上的英武精神给山西后代注入不屈不挠的基因，武将的后代应该有武将后代的骨气！
——山西诗文星光灿烂。《诗经》中的许多名篇就来自山西。到了大唐王朝，那是中华民族的黄金时代，中国的伟大诗人，半数以上出在唐朝，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有绝唱传世。清朝康熙年间曾编过一部《全唐诗》，堪称中国最大的诗歌总集，所记载的唐朝2300多位诗人，其中有名有姓有籍贯可以考证的758位唐代诗人，仅山西籍的就有82人。而这部书中所收录的48900首唐诗中，仅太原人白居易的诗就达2000多首。唐代诗人中山西籍的王通、王绩、宋之问、王勃、王昌齡、王维、王之涣、卢纶、温庭筠、司空图、聂夷中.....这一群才子们书写出了唐代诗歌中诸多绚艳篇章。山西人应该以诗国的子孙引以自豪。
——山西文人才华横溢、风流千古。唐代文坛巨匠柳宗元，因参加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团，被朝廷诏令发配到湖南邵州，后又被贬往永州，直至最后再贬到广西柳州。被贬期间，柳宗元释奴、办学、造林、挖井、修庙，他尽自己的力量做出了政绩。他对华夏文学凝聚了一次高峰性的构建。他的文章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赢得后世文人的由衷敬仰。洋洋大观《封建论》，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名著。他的寓言《黔之驴》，托物寓愤，精悍犀利，意味隽永。柳宗元最终客死南乡，年仅47岁。柳宗元死后三年，柳州人民为了纪念他，修建了庙宇“柳侯祠”。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山西夏县人，他在洛阳为官15年，忠信正直，不徇私情，不贪富贵，住的是低矮的瓦房，妻子死后，没有钱办丧事，亲戚们主张借钱也要办得排场一些，司马光不同意，最后，还是把自己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节俭简朴地为亡妻送了灵。他在政治斗争中失意后埋头著述《资治通鉴》，19个寒暑锲而不舍，方才有了300万字的一代巨篇。这部归拢1362年史事，长达294卷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学著作，不但处处可以使人感悟治国安邦的睿智韬略，而且时时可以领略散文名篇的晓畅通达。因此，深得后代政治家和文人的珍视推崇。追念柳宗元、司马光，山西人应该像他们那样目光远大。
——山西文人钢骨铮铮。公元17世纪，山西太原出了个傅山先生，傅山先生的书画、诗歌、医道、拳术、文论，样样精通，造诣高深，在同时代人中极为罕见。梁启超先生曾评价说：“傅山的学问，黄河以北无人可以相比”。1678年，清朝康熙皇帝开设“博学鸿词科”，要下级官员向他推荐学识渊博的人士，由他亲自主考录用。在被征举的人里，自然少不了深孚众望、才华横溢的傅山，这位老兄虽被推荐了，却称病推辞。阳曲知县戴梦熊只得奉命促驾，命人强将傅山抬进京城，住在崇文门外圆觉寺。整日枯坐床头的傅山，冷落那些走马灯般来拜访的满汉王公九卿。拖到考期，又借口告病，拒绝应试。由于宰相冯溥上奏，傅山仍被康熙皇帝破例免考而授予“中书舍人”。按规矩，受命后，要到午门叩头谢恩。但傅山执意不肯，后被强行抬去。哪知他一见午门，又想起了前朝，不禁泪流满面。待见到康熙皇帝，他不仅不下跪叩头，反而把身子挺得很直。在一旁的宰相冯溥只得强按他下跪，他竟趁势跌倒在地上，不再起来。康熙为表示自己礼遇学人，不但没有追究，反而恩准了对傅山的任命。傅山由京返回山西地方，官员们纷纷前去拜见，并以内阁中书称呼他，傅山只是低头，拒不应答，并且不让在他门上悬挂表示门第显耀的牌匾。追念傅山先生，山西人应该明白不能一辈子惨兮兮地跪倒在权力之下，山西人应当活得亮亮堂堂，活出自尊来！
三、博大精深的晋商精神
今天，人们无法想像，一拨又一拨山西人风尘仆仆，走上漫漫长途，骑着毛驴、拉着骆驼，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到内蒙，到西北，到东北，到乌兰巴托，到莫斯科，到日本大坂，开设了一个又一个布店、茶叶店、票号。那是怎样一种可敬的创业精神！那时候，没有汽车，没有火车，没有电报，没有电话，老板在平遥的一个村子里抽大烟，掌柜们不用汇报，自行决策，几年回来向老板总报一次，分毫不差。遇到土匪拦路抢劫，几十万、几百万两白银没有了，回来向老板汇报，老板淡然一笑，信了。这种情形，你现在能见到吗？那时候，老板与掌柜之间那是怎样一种信任？那时候，老板做得像老板，员工做得像员工。真诚相待，心如明镜。仅凭一张麻纸上写的汇票，几百万银子交给票号，回到平遥、太谷、祁县，总柜如实兑付。一个又一个闯荡大世界的穷小子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乔家大院、常家大院、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大院.....那是怎样一种气派！一代又一代晋商创造了山西的辉煌，连那个被八国联军打得抱头鼠窜的慈禧太后竟向山西商人借钱过日子，无能的清政府无法偿还，就厚着脸皮把一只法国人赠送的火车头送给了曹家抵账。晋商的经营模式，竟占据中国明清两代500年，一次次风浪打过来，又一次次不哭不闹地爬起来。他们默默地创造了山西的辉煌。在清代，全国排名前16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据史料统计，仅仅把山西几个县域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的存银还要多，切实称得上“富可敌国”。
近年来，党中央提出“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而这一构想，早在一百多年前就由晋商开始行动了。当年，就是这一拨机灵的山西人通过驼队陆运、皮筏水运及商号代运等方式，在西起新疆，途经甘、青、宁、陕、山、蒙等省，终到天津港的绵长线路上进行货物运输。正是一批批的晋商，疏通了商路，繁荣了城市。乌鲁木齐、奇台、兰州、酒泉、临夏、西宁、银川等城市就是在晋商的开拓下才有了真正的商业。
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散文《抱愧山西》中评价说，山西商人的全方位成功，与他们良好的整体素质有关。这种素质，特别适合于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他们坦然从商，把商人做纯粹了。他们目光远大，最能发现各个地区在贸易上的强项和弱项，潜力和障碍，然后像下一盘围棋一样把它一一走通。当康熙皇帝开始实行满蒙友好政府、停息边陲战火之后，山西商人反应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亚的庞大商队组建起来，光“大盛魁”的商队就栓有骆驼十万头，这是何等的眼光。商队带出关的商品必须向华北、华中、华南各地采购，因而他们又把整个中国的物产特色和运输网络掌握在手中。山西商人始终凝视着全国商业大格局，不允许自己在哪个重要块面上有缺漏，不管这些块面处地多远，原先与自己有没有关系。人们可以称赞他们“随机应变”，但对“机”的发现，正由于视野的开阔，目光的敏锐。最能显现山西商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他们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于是就把东南西北的金融命脉梳理通畅，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这种种作为，都是大手笔，与投机取巧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拥有如此的气概和谋略，大概与三晋文明的深厚蕴藏、表里山河的自然陶冶有关，我们只能抬头仰望了。
余秋雨高度评价山西商人讲究信义。他说，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开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结队成帮的群体行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个人冒险。只要稍一涉猎山西的商业史料，便立即会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谓“联号”。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乡邻，组合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集团势力，大模大样地铺展开去，不仅气势压人，而且呼应灵活、左右逢源，成一种商业大气候。其实山西商人即便对联号系统之外的商家，也会尽力帮衬。其他商家借了巨款而终于无力偿还，借出的商家便大方地一笔勾销，这样的事情在山西商人间所在多有，不足为奇。有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银六万两，到后来实在还不出了，借入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个头，说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挥一挥手，算了事了；一个店欠了另一个店千元现洋，还不出，借出店为了照顾借入店的自尊心，就让它象征性地还了一把斧头、一个萝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山西人机智而不小心眼，厚实而不排他，不愿意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弃义，这很可称之为“大商人心态”。不仅如此，他们在具体的商业行为上也特别讲究信誉，否则那些专营银两汇兑、资金存放的山西票号，怎么能取得全国各地百姓长达百余年的信任呢？金融信托事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信誉和道义的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山西商人长久地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竟能给远远近近的异乡人一种极其稳定的可靠感，这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商业同行互间的道义和商业行为本身的道义加在一起，使山西商人给中国商业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义上的光彩。
四、顶天立地的山西士绅
1905年，就在满清政府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海战、庚子之变等一系列事件一步步走向衰亡、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急关头，山西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矿运动，这场波及全省官、商、民、学各阶层历时3年之久的浩大运动，震动清朝政府、英国政府、英国议会、海外中国留学生，迫使英国福公司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与山西官府与商界领袖谈判议和，最后以赎矿的方式宣告胜利。而领导这场保矿运动的就是英勇无畏、足智多谋、张驰有度的山西绅商。
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早在1896年，山西巡抚胡聘之作为光绪皇帝十分欣赏的维新派重臣，在大力兴办山西近代工业的过程中，迫切感觉到山西要实现富省强民，必须对丰富的煤炭资源进行规模开发，而开发煤炭资源首要的制约因素就是道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胡聘之以省内煤铁蕴藏丰富为由，向清政府提出修建正太铁路，以连接京汉铁路，方便晋煤外运。胡聘之的奏章得到光绪皇帝的赞同。在当时，胡聘之向洋人借款，实在是无奈之举。鉴于资金短缺，借助外资开办山西铁路、矿山，批准了晋丰公司刘鄂与英国福公司“山西路矿借款合同”。1898年5月21日，双方代表在总理衙门正式画押，签订了《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议定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共20条。章程规定，山西商务局禀奉山西巡抚批准，专办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与平阳府所属煤、铁，以及他处煤油各矿。今将批准各事，转请福公司办理，期限六十年为期。应先由矿师勘定何乡、何山、何种矿产，绘图贴说，禀请山西巡抚查明。果与地方情形无碍，一面咨明总理衙门备案，一面发给凭单，准其开采矿地，勿稍耽延；如系民产，向业主议明，或租或买，公平给价；如系官产，应照该处田，则加倍纳赋。山西商务局秉奉山西巡抚批准，自借洋债，不得超过一千万两之数。凡于所准矿地，迂有民人先经开采等，不得侵占，如原主自愿租买，应由商务局会同公司，秉公给价，但不得稍有抑勒。
就是这个丧权辱国的矿务章程，使得山西平定州民众备受屈辱，处于天塌地陷的困局之中。在当地士绅的领导下，平定民众和山西民众团结起来、众志成城，义无反顾地走上反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漫漫长路。
在组织者黄守渊、胡聘之的精心策划下，山西保矿运动一步步掀起滔天巨浪。
在平定等地绅商、群众与英国福公司展开面对面斗争后，继之而起的是全省青年学生的抗议。山西大学堂和山西武备、师范、商矿、警务、农林等学堂的学生张宝麟等1034人也联名上书，认为“此为身家性命之关键，种族存灭之枢机，要求议废合同，合力自办”，向当局请愿，要求废止与福公司办矿合同。
省城学生抗议活动的消息迅速传遍全省各界，许多县的学校、商会罢课、罢市表示支持。省城进步报刊《晋学报》不断刊登全省斗争的消息和各界抗议宣言。
《申报》、《第一晋话报》、《时报》、《中外日报》、《中国日报》……全国许多报纸纷纷报道山西保矿。上海、北京、天津……全国许多地方纷纷声援山西保矿运动。
很显然，单单依靠清政府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政权去挽回山西矿权丢失的大局，不去动员民间的力量，那几乎是缘木求鱼。
按照刘笃敬赎矿自办的思路，需要山西绅商有办矿的组织机构。1906年冬，原来热衷于投资商业的山西实业家刘懋赏、冯济川等人，开始酝酿组织“保晋矿务司”。1906年10月，刘懋赏、冯济川禀请山西巡抚恩寿创设保晋公司，并商定，资金来源分两部分，一部分由各县钱粮亩捐加成作为股金，一部分由一些票号商人及各界人士认股。1907年春，由祁县乔殿森参与，并邀山西京官赵国良等拟具章程15节71条。明确规定：“本公司惟推华股，不收洋股，附股者如将私股售与外人，经本公司查实，或经他人转告，立将所立之股注销不认。”到1907年春，清廷农工商部正式立案，批准山西保晋公司成立。
山西保晋矿务公司全称为“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由于票号的身家和在山西官绅中的威望，渠本翘做了山西保晋矿务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山西保晋矿务公司原定一方面由晋省各县钱粮亩捐作公股；另一方面由民族资产阶级筹募股金。创办资金为白银280万两，由地方官僚、士绅筹措人股，并用募捐形式向各县筹集，大县30000两，中县15000万两，小县12000万两，已具备现代股份公司的雏形。
赎矿的谈判过程很是艰难。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中英谈判经过四个月，在1908年初达成协议。合同全名为《赎回山西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与平阳府开矿制铁转运正续各章程合同之合同》。赎矿金额定为275万两，分四次还清，首次要求在签约后一月内算清，一次要拿出135万两白银。在当时，清王朝及其山西当局库存支绌，根本拿不出如此巨款。为避免山西几年来的辛苦付之东流，山西士绅挺身而出，渠本翘回到故乡祁县，首先动员自己家的票号拿出巨资，然后，到附近的平遥、太谷，利用自己的官声和自己家庭的声望，游说各大票号财东，拿出积蓄，凑齐了赎银数额。在1908年2月21日，渠本翘代表保晋公司和山西人民出席了向福公司赎矿仪式。当渠本翘将支票交给英方代表时，福公司方面的与会人员惊呆了，只好交出矿权。
当时《大公报》刊载《晋人踊跃从公》一文，盛赞：“闻晋省各票庄均认先行挪借，以免失信外人，而保晋省名誉。晋人团体如此团结，将来发达岂可限量？”
回望一百多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山西保矿运动，大大推动了山西的现代化的进程。这场由山西士绅阶层领导的旨在夺回山西矿权的群众运动有一个突出而鲜明的特点，那就是站在指挥前线的中心人物如胡聘之、黄守渊、渠本翘、刘笃敬等人，始终注意把握分寸，目标明确，就是要拿回矿权，由山西人自办。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无论遇到多么大的险阻，一往无前，绝不停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面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强横无礼，面对清政府的妥协退让，他们矢志不移，稳步地由点到面，由平定一个区域的保矿运动发展到全国的滔天巨浪，让贪吃肥肉的英帝国主义看到了中国人民誓死保卫山河的坚强意志，让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看到了蕴藏在民间的强大力量。整个运动过程中，山西士绅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士、农、工、商、官、海外留学生、本省学界、舆论界，齐声疾呼，地动山摇。在运动过程中，该进则进，该退则退。组织严密，平定州十七都统统拢在手中，向朝廷的奏章一封接一封，报章的呼吁一篇接一篇，各界的示威游行一场接一场，直闹得英商无可奈何，哭笑不得。这是意志的胜利，智慧的胜利，而不是义和团式的胜利，太平天国式的胜利。
山西保矿运动的果实，是成立了保晋矿务公司。保晋矿务公司在平定、在寿阳、在泽州、在大同先后接收了一批煤矿，并在大同、阳泉、寿阳、晋城、石家庄、保定、北京、天津等地设立分公司或分销处。保晋公司的资本金，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全省晋商的集股。保晋矿务公司的第一任总理渠本翘、继之而任的总理刘笃敬、崔廷献、常旭春及协理和董事，均为山西商界巨子和精英。保晋公司的成立和持续经营，为保矿运动画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在这一过程中，中坚力量当然更是转型中的晋商。
当年爆发的那一场山西保矿运动保住的还不仅仅是遍布山西的物质矿藏，更为重要的是保住了蕴藏在中国人心中的精神矿藏，保住了山西人民的尊严，保住了延绵数千年的晋商精神，保住了曾经长期支撑中国社会运转的士绅文化传统，保住了中国人的魂魄。
五、提振山西精神必须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长期以来，山西被称为一支共和国的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山西省作为国家重要的资源和能源基地，长期以来为国家的能源安全、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解放以来，山西省产煤100亿吨以上，其中的3/4都贡献给了全国各地。在山西为国家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确实存在着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主要还是靠煤、焦、冶、电(煤炭、焦炭、冶金、电力)，这四个产业占整个工业产值的80%以上。
国家没有忘记山西。2010年12月1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设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中国设立的第九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西成为国家批复的面积最大的综改区。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5年来，山西的综合改革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进展。
人们看到的是，山西各个地级市的城市面积在大规模扩大，政府卖地几乎成为地方执政者增长GDP的唯一方法。人们看到的是，煤炭经济的模式还在继续支撑地方财政。
人们看到的是，政府的权力简直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买官卖官成风，以至出现一大批巨贪。
人们看到的是，几家最值得依赖的大型煤炭国企原来就是腐败的大本营，大型煤炭国企的老板们纷纷落马。
人们看到的是，那个掌管全国煤炭资源审批的魏鹏远司长竟在家中藏了两亿元现金，直闹得16台点钞机都烧坏了4台，推想魏司长这两亿元的现金里，肯定有山西人民的血汗。
人们看到的是，掌管山西矿产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山西省国土资源厅长李建功落马了，他聚敛了大量财富；掌管山西煤炭的山西省煤炭厅长吴永平落马了，据说在抓他的时候，身上还有一万欧元的现金；掌管山西环保的省环保厅长刘向东落马了，据说在他的一幢楼房里查获数亿元现金。
人们看到的是，原先掌管吕梁煤炭的原副市长张中生多年来肆意妄为，在当地结成了一个强大的帮派体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连原吕梁市委书记聂春玉都怕他几分。
权力运作没有边界，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情景？如果改革不是还权于民，不是放活民众的创造力，这样的改革不改也罢！
众所周知，植物生长需要三个条件：阳光、空气和水分，没有了这三个条件，即使是参天大树也会委顿下来腐败为泥土，这就是说，是天空和大地给它提供了存活的条件。倘若有人指着一株巨大的植物宣称：“我这个东西不靠天不靠地也照样生长，你看它多么葳蕤！”那个人的神经肯定出了问题，要不然就是一个别有用心的骗子。
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是一个周密的系统，任何形态的社会组织都需要从社会机体中汲取能量才能够维系生存，譬如政府权力，不管它以“君权神授”还是以“天之子”的面目出现，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它必须通过致密的枝叶和根系从民间汲取阳光、空气和水分才能够维系，没有了这个条件，它即使如参天大树也同样会裂解，轰然倒下，腐败为泥土。
山西目前的局面是权力长期吞噬社会创造活力的极为生动的例证。
李克强总理最近在山西视察期间告诫山西官员说，“你们的资源不仅在地下，更在地上，在山西人民的智慧，在山西的历史传统，只要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创造力发挥出来，山西一定能重振雄风！”这些话，不知山西的一大批官员听懂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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